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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者非凡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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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诚信文化【原创】   

2009-01-18 08:31:25|  分类: 个人原创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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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代汉语中,人们已经广泛使用“诚信”概念,现代人对“诚信”的使用大多不再基于“诚”超越层面的本体论意义,而是从规范层面取其“诚实守信”的基本意义。但是,如果我们细察起来,“诚”与“信”的规范意义仍然是存在细微差别并各有侧重的:“诚”更多地是指“内诚于心”,“信”则偏重于“外信于人”;“诚”更多地是对道德个体的单向要求,“信”更多地是针对社会群体提出的双向或多向要求;“诚”更多地是指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,“信”则更多地是指“内诚”的外化,体现为社会化的道德践行。当然,这种区分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,二者是相互贯通、互为表里的,“诚”是“信”的依据和根基,“信”是“诚”的外在体现。正如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言:“诚故信,无私故威”,“诚”与“信”共同保证我们的道德。

从诚信行为主体的角度看,诚信有三个层次:道德自律、制度约束和文化自觉。这三者既是独立显现的,又是相互融合的。

现代社会,诚信已成为社会规范和个人品德。因此,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将“明理诚信”作为道德建设的重点。事实上,把诚信看作是道德标准,就是将诚信作为人的自我修养和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,是一种不假外求而自备于我的德性,是自我实现的道德人格。履行诚信的要求,不是出于获利,而是出于道德上的责任。提高诚信的道德修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诚信机制尤为重要。

道德对于诚信的约束是一种自我约束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人们往往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来做出选择,如果人们不诚信行为中得到的好处大于他为此付出的成本或代价,他就可能放弃诚信。失信背德可能会遭受舆论的谴责和良心的诘问,但是不会受到任何外在的惩罚和损失。这样一来,行为主体可能会抛开道德原则,以失信的方式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外在的制度化或契约化的诚信约束机制。

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,就有什么样的行为。正因为我们有了相应的规章制度,使得守信者获益,失信者受损,才会有诚信行为的普遍化,这样一来,诚信就成为一种制度行为,一种他律的行为。制度化诚信强调的是对诚信的规范与监督,其特点是同一的和硬性的。违反道德而失信于人,可能会遭受舆论的谴责和良心的诘问,而违反制度而失于法规,则会受到法律规章的禁止和惩罚。由于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差异,对道德诚信的诠释可能各不相同,因此,当道德观念发生碰撞或冲突时,道德本身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;相形之下,诚信一旦被制度化,其评判的标准就只能是一元化的。因此,只有通过制度化规范的评判,才能获得明确而肯定的结论。但是,任何法规制度都不可能制定得详尽完备,没有遗漏。这就是说,诚信建设需要建立相应的法规制度,但绝不是有了相应的法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。诚信的内在自律和外在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,有助于使得诚信作为人们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,成为人们的共同信仰和追求,形成一种诚信文化。诚信文化的形成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产生着约束作用,这种约束是一种文化的自觉,并且具有长期的有效性。因此说,只有让诚信理念融入文化之中,诚信才能真正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,实现诚信的文化自觉是诚信建设的最高目标和境界。

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哲人的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”,诗人的“三杯吐然诺,五岳倒为轻”,民间的“一言即出,驷马难追”,都极言诚信的重要。几千年来,“一诺千金”的佳话不绝于史,广为流传。“以诚实守信为重点”是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问题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。这个新论断,既是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新认识,又是对贯彻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的新要求,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和针对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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